来源：舒城义工 

“如果环境被破坏，损害的是每个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环保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自发去维护的权利。”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金建杭

张伯驹（左一）所在的自然之友，王晶晶（左二）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刘盛（右一）所在的绿色潇湘、以及吴昊亮（右二）所在的合一绿学院，成为了首批阿里基金会的“XIN伙伴”。（摄影_绿色潇湘刘科）

撰文：袁治军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5月刊

2009年，长沙的刘盛在创立绿色潇湘三年后，得到了第一笔3000元的资助，而南京的吴昊亮正忙着和社团的朋友们四处宣传保护小动物，做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至于创办合一绿学院，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王晶晶每天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为IPE搭建的蔚蓝地图数据库录入来自全国各地的环境信息；而张伯驹所在的自然之友，则在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有法可依百折不挠。

同在这一年，杭州的马云看着横渡完钱塘江的阿里巴巴员工们那一身被江水染得五颜六色的衣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发展经济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那么这种发展有什么意义？”

2011年底，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阿里基金会）正式成立，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环境保护领域，并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内中国草根环保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计划搭建起一个中国环保公益生态系统。

6年后，通过“XIN伙伴计划”，阿里基金会把绿色潇湘、合一绿学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自然之友联结到了一起。

“XIN伙伴计划”

阿里基金会自成立伊始，就展开了以水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清源行动”，并资助环保项目。截至2017年，阿里基金会共投入资金1.43亿，整个阿里集团投入2.2亿，累计资助环保项目127个，并与80家环保组织展开合作。

在具体合作过程中，基金会发现，公益组织尤其是各地环保机构当下面临的重要发展瓶颈，不是缺少使命愿景及战略，而是缺乏对组织能力提升的持续性保障。因此，阿里基金会决定，在过去5年环境保护资助实践的基础上，展开一项“全面提升对中国环保公益组织长期战略性的资金和资源支持”的项目。这个项目，便是“XIN伙伴计划”。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瑞合称，2017年启动的“XIN伙伴计划”，旨在“向环保公益领域内最具有影响力、创新性和成长性的社会组织提供长期战略资助和丰富的资源支持，协助他们突破发展瓶颈，更好地应对日益宏大、日益复杂的环境公共议题。”

因此，“XIN伙伴计划”选择资助对象时，会从四个方面进行考量。第一，从影响力方面来说，它在中国乃至全球环保领域内具有潜在影响力和创新性；第二，从不可或缺性方面来说，它应是中国环保领域关键能力的提供者，具备重要核心价值；第三，它应是重大环境议题的推动者和引领者；第四，要有一定的规模，并且处于组织扩充和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

依据这一标准，刘盛所在的绿色潇湘、王晶晶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张伯驹所在的自然之友，以及吴昊亮所在的合一绿学院，成为了首批阿里基金会的“XIN伙伴”。

绿色潇湘：

中国公众参与河流保护的践行者

成立于2007年的绿色潇湘，直到2010年才走上全职化运营道路，在这之前，它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志愿者团体。当时，以刘盛为首的几位发起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凭着对家乡环境的热爱，五、六位湖南老乡聚在一起，决定利用业余时间为家乡的环境保护做点儿什么。

2011年，经过三年多的摸索与实践，绿色潇湘发起了河流守望者网络项目。刘盛和发起人们认为，本地人才是解决本地问题的中坚，应对河流污染，就必须发动河岸边的当地人一起行动—本地人最了解本地历史、文化和社会，他们是离本地环境现场最近的人，也是当地环境问题最大的受害者，把当地人动员起来，环保的力量将非常强大。

从最初招募到36位河流守望者，到如今近500位志愿者，绿色潇湘守望的河流，从最初的湘江，延展至湘、资、沅、澧四大水系的12个地市州、60余座区县级城市。守望者们通过定点对日常环境检测、工业排污监督等途径，推动环境执法和政府部门的环境信息公开。

徐然是一名湘江守望者，为了彻底制止宁乡双凫铺镇胜民造纸厂排污口的违规排放行为，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3次去到排污现场，将排污事实举报给宁乡县环保局。经过与违规企业两个月的反复较量，最终，以该企业安装废水处理设备、解决废水直排问题告终。

这种守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志愿者们在日常监测中，经常被跟踪、谩骂，遭遇人身威胁。绿色潇湘副秘书长孙成称，仅在2013年，就发生了至少4次志愿者受攻击事件。2013年8月25日，“湘潭环保迪迪”、“小武哥”、“小雪无痕”和“矛戈”等4名志愿者在位于九华狮山村的一家铁粉厂调查企业排污情况时，遭遇数十名陌生男子围攻打人砸车，四人身上均受不同程度的伤害并被限制人身自由，若非后来警察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河流守望者的脚步。孙成说，绿色潇湘的愿景是一个“更美好的湖南”。现在，这个愿景，正成为越来越多当地人的共识。仅在2016年，河流守望者就发现并跟进污染案例151起，解决72起，发布日常环境监测微博2432条。

“我们希望在未来能激活更多的河流守望者，实现‘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这个目标。”刘盛说。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环境大数据应用先行者

马军在成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之前，做过记者，也在环境咨询公司任过职，这让他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走访，并因此亲历了许多条河流。在书本上读到的河流景象和他亲眼见到的一切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给他以极大的震撼，他开始研究中国的环境法律和环境政策，并得出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而是缺乏动力，尤其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成本过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结论。

作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曾获得2015年“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是该奖首名中国得主。

马军认为，如果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公众的参与”，只有公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克服动力上的不足，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信息的公开”，于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2006年应运而生。

马军的设想，是搭建一座数据库，汇总官方所公布的水质信息、空气质量信息、排放信息以及污染源信息，他把这座数据库，命名为“污染地图”（后改名为蔚蓝地图）——现任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晶晶，就是蔚蓝地图的第一批搭建者。

XIN伙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分享

“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王晶晶说，“那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吧。”机械而枯燥的工作令她一度感到怀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所走的这条路是否可行，“这些数据都扔在里面了，到底有什么用呢？”孤独、迷茫，学不能致用，王晶晶感到困惑，但马军告诉她，在发挥自己的长处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把基础夯实。于是王晶晶沉下心来，继续这机械而枯燥的工作，那一年，她和同事们完成了2500条环境记录的收集、整理。

2007年，基于前一年收集的环境信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21家环保组织，发起了绿色倡议行动，倡导大型的品牌商和销售商管理好自己的供应链。这个动作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许多感受到压力的企业纷纷找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是PR，后来干脆就是企业领导亲自出马。他们一遍遍地问马军，问王晶晶：“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

这是个无法令来访者信服的答案，他们试图从马军或王晶晶的答复中寻找蛛丝马迹，以挖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真正的诉求—那应该和商业利益有关才对。

“他们觉得我们说自己的目标是解决环境问题听起来太天方夜谭了。”王晶晶说，“于是我们就和来访者反复沟通、讨论、交流，直到逐渐被企业信任。”

首先响应绿色倡议的是松下电器，在NGO机构的监督下，松下电器开展了第三方审核并作出切实的审核整改。此后，陆续有更多的企业跟进。其中，就包括那家曾经反复盘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要干什么的企业。

“从单个企业问题的发现，到企业供应链问题的整改，是我们在07、08年重点跟进的工作，这是我们关注环境问题从点到线的一次跨越。”王晶晶介绍，“我们意识到，类似沃尔玛、耐克这样的企业，它们本身就是供应链的集合，这类企业身上所反映的问题，是整个一条供应链的问题；到了2010年，我们又将目光从线到面，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

2010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将突破口放在了IT行业。他们在整理数据库时，发现大量的IT生产厂家都存在超标排放的问题，铅、汞等重金属污染严重，而在他们的实地调研活动中，王晶晶甚至亲历了一个村的老百姓下跪在他们面前，希望他们能帮助当地人解决环境问题的场面。

“当时真的很难过，感觉我们没法去承受这样的寄托，但这也给了我们更大的动力，让我们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家又一家企业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事实面前，选择了合作整改，即使苹果曾一度拒绝回应，称他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不公开，但在坚持了两年之后，迫于各方压力，也最终选择面对现实，对其几十家供应链企业进行整改。

截至目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推动了8个行业198家品牌企业开展在华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由此辐射了3000多家企业整改和披露环境信息。

“但是我们的数据库里，有32万家企业的违规记录。”王晶晶说，“和这些记录相比，3000多家企业的整改，离我们最终的目标，还相距遥远。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去推动这种规模化的企业整改。除了供应链式的整改，我们现在也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通过信贷、保险、证券这些方式，推动投资者去管理他们投资的企业。我们希望在未来5到10年之内，让空气污染得到一个有效的遏制，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重现一个碧水蓝天的世界。”

合一绿学院：

中国环境公益组织的培育者

吴昊亮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空气、水污染给生活带来的诸多恶劣影响，于是和一群同龄人成立了一个环保组织。但具体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几个人都摸不到方向。

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他们就在一个论坛上发了帖子，寻求帮助。没多久，北京的一家环保组织给吴昊亮发了邮件，表示可以给予他们资金上的支持，并教他们如何做环保工作。于是，吴昊亮和他的同学从宣传垃圾分类回收、保护小动物这些基础工作开始，走上了环保公益之路。

毕业后的吴昊亮先后在报纸和国际基金会工作过，这些经历让他了解到，国内刚刚兴起的草根环保组织，面临着当年他上学时所面临的问题—力量弱、同行少、环保知识缺乏……那么，能不能成立一家机构，专门给这些草根环保组织做全方位的支持呢？这是合一绿学院诞生的起始。

“合一绿学院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帮助到国内的环保组织，让他们有效地去回应、解决环境问题。”吴昊亮说，“我们是一家支持性的机构，是环保组织的一个虚拟学校。”

2014年，合一绿学院正式成立，旨在通过资金资助、成长培训、信息平台支持环境保护相关的草根组织及行动者，并开展相关行业案例和理论研究。同时，合一绿学院针对环保组织面临的实际难题，开设了一系列课程。这些课程既包含环保专业课程，例如环保影响、评价；环境公益诉讼；也包含通用能力课程，例如环保组织如何筹款、如何管理团队等。

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合一绿学院与阿里基金会联合发起了“成蹊计划”。这是一个专门回应初创期水保护组织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并予以一定的支持和协助的计划。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水保护初创期草根组织，在开展水环境调研过程中，遭遇的最大瓶颈就是如何有效地对目标水体进行水质监测，并开展后续的环境改善工作。同时，这些组织也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专业的检测器材，以及将水样送去专业机构进行监测。

针对上述问题，2015年底，合一绿学院邀请各地水保护草根组织合作成立了“水工具包开发工作坊”，共同研发了包含便携式水质检测盒、安全防护物品、应急求生物品等在内的“水工具包”—合肥善水、贵州黔东南苗岭生态公益发展中心、福建宁德乡水守护者、厦门水益方、广州溪流生态保护中心等多个水保护组织利用“水工具包”，对当地的河流污染问题进行了有效的调研与治理推动。

“环境改善的拐点还没有到来，民众对空气污染、水污染的认识还存在局限性，大部分人认为这些污染跟他没有关系，因此，对环境破坏的力量在目前还大于改善的力量，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环保组织成长起来，让环境保护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从这个层面来说，合一绿学院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吴昊亮说，“我们期望在不远的未来，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达到天人合一，这也是我们叫合一绿学院的原因之一。”

自然之友：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拓展者

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成立于23年前的自然之友一直致力于通过环境教育、家庭节能、生态社区、法律维权以及政策倡导等方式，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守护生态环境。从2005年开始，环境公益诉讼成为自然之友推动环保工作的重要手段。

“环境公益诉讼就像一把手术刀，它可以直接切入到复杂疑难环境问题的最深处，并且推动久拖不决的问题重新启动起来，它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契机。”自然之友第六任总干事张伯驹说。

2011年，自然之友与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携手，向云南曲靖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针对曲靖陆良县六价铬废渣污染的公益诉讼。这是国内民间公益组织提起的诉讼第一案。

这起案件的起因，始于两名承运司机在运输化工废料铬渣时，发觉运费没什么利润，便将5000余吨剧毒的铬渣废料倾倒在南盘江河道边—这里是珠江上游，一旦铬渣经南盘江流入下游河水，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以及港、澳地区的珠江生态环境，都将受到极大威胁。

2011年6月11日，曲靖市三宝镇张家营村村民陆纪财、张忠德两家的羊群在误饮了水塘中的水后，分别死了38只、26只，后经环保部门调查，判定羊群死于铬中毒，追本溯源之下，这起非法倾倒铬渣废料的案件浮出水面。这年8月底，时任自然之友总干事的李波与公益律师团的曾祥斌、杨洋等人赶赴曲靖，在受污染地区展开调查，收集证据并于9月份正式提起诉讼。

他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不曾想，六年过去了，这一案件至今仍未能审结。

“环境公益诉讼的起步和成长可以说是多元共治的重要一步，它虽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飞速，但贵在有了扎扎实实的一个起步。”张伯驹说。

自然之友2013年开展的“地球保护者TM”培训

2015年，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起草实施，多元共治成为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为许多环保组织进入环境治理主流建立了一个重要支点。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力”；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些法律条款的实施，也为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给予了身份上的认可和支持。而自然之友与诸多专家学者在《环境保护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的深度参与，为立法过程提供了更多公众参与视角，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范围不断扩大，为此曾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来的感谢信。

2015年10月29日，自然之友与福建绿家园联合发起的“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以他们的胜诉告终。法院判定被告方在五个月内清除矿山工棚、机械设备，恢复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这是自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国内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它的审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起案件之后，自然之友又先后发起了3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保护的重要议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同在这一年，自然之友在阿里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首个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并搭建环境公益诉讼支持网络。两年多来，已经支持了十余家环保组织的数十起公益诉讼案件，并促进环保组织、环境主管部门、司法系统、律师行业和环境专业机构等社会各界力量的有效沟通，形成环境法治的协同影响力。

“我们在探索；我们在行动；我们在推动变化。我们是多元治理过程当中不可获缺的一员。我想这对自然之友来说，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次憧憬。”张伯驹总结，“惟有更多的环境组织和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才能更加有效地预防风险，才能避免更多环境伤害事件的发生。”

本文选自《中国慈善家》2017年5月刊